作者:芦苇岸
拿到广西诗人韦斯元的书稿，初看诗集名，便下意识地想到“似锦”这个后缀词。当今的诗歌写作局面，却如“繁花”好看，但要有“似锦”之好用，需要时间检验。
对于诗人的自我定位，我的理解是，他在事实层面已经投入到了当下诗歌的“繁花”的状态，而把“留待后人说”的事搁置一边，这份实在显见，“繁花”亦是他对多年坚持诗歌写作的形象性提炼，而“形象”是诗意由来与生发壮大的高级情绪。
韦斯元是个多面手，这对他的创作思考摆脱单一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，反映在诗歌上来，就是表达的丰富多元。诗集《繁花》分五个可见繁富的板块。第一辑“岁月静好”，是“诗真”的典型性体现。诗人在岁月之河中静守内心的花火，尽管自身如长夜里的一粒晨星，但诗人于动荡中不弃求得一丝安适，以诗意对抗“冷酷”是现实，并把这份精神诉求当做“绝望中的一根稻草”，看成是“久旱后的一滴甘霖，久雨后的一束阳光”，“民生多艰”是诗人自我的面对，也是“小我”之外的社会本象，不忘，不无视，就是担当，以积极的入世态度，博取“信任与爱”，方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“岁月静好”。第二辑“一抹桃红”，是“诗美”的光芒绽放。集中表现诗与远方的坚守及其产生动力的核心要素，而铸成“桃红”的美艳是“爱”，爱生活的疼痛，爱“错过花期”和季节的轮回之美，爱“一张把深秋寄给春天的叶子”。在于无声处，感知世界的博大，爱人与被人爱，甚至“当爱成虚幻”，依然相信生活，即便退守到“独恋镜花水月”，面对“一抹桃红”和“流水”的光阴，喃喃自语，尽诉衷肠，道出春雨秋香，夏热冬寒，更与谁人说的惆怅。尽管如此，诗人依然不减内心的温度，坚信有诗就有灵魂的宽度。第三辑“鉴于史”，是以“诗心”鉴照读史的真诚回望。面对散逸在文明深处的人事，诗人没有绕开厚重的心灵史的诉说，不管是对先贤的仰慕，还是对历史人物的评判，或者出于文史哲的古今通感，都殷殷切切，深入浅出。那些“在风中翻飞的黄页”在诗人看来，并非轻盈的，事不关己的，而是被升格到“雀跃”的反面，在“细读”中求得“正人正己”的力量。诗人抛开诗意的表层，看重的是以史为鉴，观照自我的考量，把自己及他人置于“镜中”，在“独咏”与“对话”的沉思状态中，去索引更具人性的“前世今生”。第四辑“短歌行”，是“诗史”之于个体的生活现实及其个人化的经验的集束。但凡入“史”的诗意，往往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，正如诗人自己所言：“逼仄处，短兵相接，殇，载情载义。横槊赋诗，仓促不及，感于耳目，发于衷。”不管是凭吊，还是回望，有悲伤，但不悲观。一切由“衷”而起之“兴”，是最具人性的个体生命体验之“真”。那些远逝的人物和时间深处沉淀的泛着青铜光泽的文史情感，在转换成纸上诗行时，因凝重而更具力量。第五辑“挽歌，生生不息”，是“诗实”的当然展现，是以挽歌质地对接膜拜的生命重力和灵魂高度。这些最接近诗人精神语言的人，恰恰是诗人自身存在于世间的底蕴、底气和底子。桑塔亚那说：“生和死是无法挽回的，唯有享受其间的一段时光。死亡的黑暗背景对托出生命的光彩。”对于任何人，伤逝是命运必然的归宿。如何看待生和死，或者说，在生死面前，一个人的认知、思考，往往更能展现一个人的生命质量。尤其是，当所有的时间注脚都围着生命的走向而更加动人心扉，那么，此岸的意义就会因彼岸的精神繁茂而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。这犹如坎贝尔言及的——活在活着的人的心里，就是没有死去。诗人对重生与涅槃的期待，展现了更高的灵魂意义。
就诗歌成色而言，韦斯元的诗已有明显的“中年气象”，这是经世之后的情感外化和自动的生命外溢。“唯有鼓点可以直抵心灵/于是苍穹响彻新春最初的雷鸣/你看那被惊醒的蛰伏者/一个个伸着懒腰，张开惺忪睡眼/大地便闪烁着无数快乐的星星”(《惊蛰》)。蛰伏状态，何尝不是诗人自我的精神塑造?“无数快乐的星星”，是憧憬，也是自我修为的形象表达。一种至简的喜悦，和初心相切，与生命内在相关，从而构成一种与真正诉求相回响的花语，繁得通透，绽得有骨。当一个诗人进入他自己的语境，并索得朝向乌托邦的通道，那么，其所展现的，必然具有精神大观的盎然自信。比如“南山”这个意象，在当代诗歌的核心地带，总被诗人寄望很多，也有着惊世骇俗的感染力，耳熟能详的莫如著名诗人张枣的《镜中》那句“望着窗外，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/梅花便落满了南山”的扑朔迷离之美，和语感赋予的汉语景观，以及背后诗人的心境呈现。而韦斯元《南山散记》中的“南山”，是一座眼见为实的南方大山，位于湖南省卲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，正是“寿比南山”中的“南山”，这里的南山牧场，是中国南方最大的现代化高山草原牧场，堪称南方呼伦贝尔，被誉为中国第一牧场。诗人出于朝山的虔诚之心，倾真情，诉真意，出真觉。“南山!我亲亲的南山/我把自己的灵魂/平静地铺满你碧波般/起伏不绝的高原/一任兴致盎然的游人恣意践踏/一任善良的奶牛/连同一茬茬坚挺的小草啃噬，反刍”(《南山牧场》)，“灵魂平铺”与“奶牛反刍”的美学对应，将宏阔的地理通过具化的细节转换成诗学的恣意表达，从而产生“我沸腾的血液注入你跳动的脉搏”的通感。孔子说“圣人立象以尽意”，在诗歌中，“象”与“意”的关系水乳交融，但“立象”的独具慧眼往往能直观地考验一个诗人的水准。诗中的“意”，直通诗人的意识、情绪、识见、觉醒、智慧、灵感等方面，具有瞬间性和弥散性，而使其固化的手段，最佳方法是“象”的对应。因此，如何见象出意，或纵意于象，很关键。在这个“散记”组诗中，韦斯元是有求索之心的，“南山”这个“象”，无疑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灵魂高度，所以亲之好之，涉之近之，而徙途过程中的见闻与感知，提升了一个诗人应有的期待及其希冀达成的宽阔。我读这首诗，脑海里竟然下意识地联想起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句子来，正好，他有几首诗写到了旷世孤独的心灵舞者——屈原。韦斯元称他是“秋水之滨的一个孤独舞者”，具有“绝世独立”的奇才大儒。一首《秋水之滨的孤独舞者》极尽情思之深切，尽显灵魂塑像之激越：“把苍天问了，把大地问了/把人世间给问了/可谁都不搭讪，你被迫自言自语”问天问地问世间，无知音可朋，无同道可携，而“被迫自言自语”，这是孤独者的写照，一个真正的诗神形象，跃然纸上，回应了“绝世独立”的前述，十分扎心。继而，诗人放出激情，赞美偶像。“你迸射的文字像一串串锐利的箭镞/歃入楚地贫瘠的胸膛/然后在大地生根发芽，整个中原/至少整个中原由此箭镞丛生/大地因阵痛而痉挛/血却从你的心头滴落滴答滴答滴滴答答/就在这迷人的滴血声里/就在这美轮美奂的秋水之滨/你载歌载舞把罹患的忧愁尽情演绎”。这种大音量的全角视野的赋比兴手法，从对屈原的外部形象描述转入起兴者内在的情感风暴，扑面而来一种撞击感和沉重力。可见在繁琐的现实，韦斯元诗心熠熠，他的坚守是向诗而为，以诗为敬。“我想我必须致敬/一心向诗的人们/嗜诗如命的人们/无论如何我得致敬/所有爱读诗，爱写诗的人们/这些极富神性与神同行的人们/是我的神，我得致敬”(《致敬诗人》)。不难看出，致敬诗人，其实就是致敬自己内心还有一份高于红尘的寄予，这面精神旗帜的引领，让他活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。艾青说：“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。”我想对于韦斯元而言，这话的深意，不言自明。
诗歌在当代，已经发展到涵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更宽泛的领域，一个诗人的写作向度，既有精神高洁的“南山”，也有烟火气的市井情结，不逃避现实，才能称得上诗意的超前与诗艺的超越。在生活层面。韦斯元的下沉度值得肯定。那些生活缝隙里的苍生，从来就没有远离他的目光。比如《走高者》一诗，写迫于生存的农民工，不惜挺而走险，爬上高楼顶端的雨墙上行走，替人讨回被工头、老板克扣、拖欠、赖掉的血汗钱，而常常发生坠亡悲剧。对于这个现象，诗人采用“记录式”的分行，从“瘦子被众弟兄推举为走高者”入笔，交代这样做是因为“眼下要数瘦子年纪最小/还差两个月才满十八岁/有法律特别保障着呢”。如此“讨薪”方式，荒诞而又滑稽，但背后折射的，是社会阶层的生存差异和人文精神的缺少所导致的无奈。“瘦子骨瘦如柴”、“瘦子本来恐高”，却“拗不过众弟兄”的花言巧语而“成了走高者”。他本是逢场作戏，却不料，在看客的教唆下，最终结束了卿卿性命。“跳!走高者的脑袋塞满了这个词儿/恐惧使得走高者完全忘了弟兄们的告诫/奶奶的药罐父母的拐杖妹妹期待的大眼睛/在走高者脑海交替闪现/楼下的哄闹牢牢地牵住了走高者的眼光/同时产生巨大引力/将走高者活生生地拽了下去”。一个怕死的胆小鬼，最终成了阴曹地府的真正鬼魂。一段时期，这样的泣血情景在中国南方的城市，不乏其例。其实这已经不是单纯的“以最卑微的方式作最惨烈的抗争”的事情了，而是应该是提升到“人性”的高度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课题。反映了在资本横流的世界，人性冷漠不仅在欠薪层面，更在同病但不相怜的同级生态体系之中。围观者一声声起哄的“跳啊”所折射的，是视生命为儿戏的现场。这种如鲁迅笔下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群体沦落现象，像一纸诉状，状告着麻木的灵魂。好在经过社会综合整治之后，如今，这种糟糕的局面，有了很大改观。所以，“记录”也是“昭告”，更是唤醒。诗歌的“怨”，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与社会进程的推动中，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。因此，不难理解，诗人痴迷诗写的执着内因，在《诗与思》中，他自解——无数次提醒自己/别再耕耘寂寞的诗行/无数次告诉自己/不必为迷惘的离别感伤/但我怎能拒绝梦中与你相聚/思念的话儿又悄悄爬上笔端。显然，是诗歌，找回了属于他独有的存在感，助力他树立了通向未来的鸿鹄之志。
芦苇岸，土家族，著名诗人、评论家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曾就读于鲁迅文学院;1989年迄今已在《人民文学》《民族文学》《钟山》《作家》《大家》《天涯》《当代作家评论》《南方文坛》《当代文坛》等刊物发表大量作品;出版有诗集《芦苇岸诗选》《坐在自己面前》《带我去远方》和诗歌评论集《多重语境的精神漫游》《当代诗本论》。现居浙江嘉兴，系吴越出版社总编辑。
(来源：人民日报市场报网络版创新中国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