佛乐和佛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，白马驮经，佛教传播中华，佛教梵呗也开始在我国流传。早期的中国佛教活动自然完全承袭梵呗形制，即佛教史上称做“西域化”讲经吟唱方式，梵唱升起了中华大地。
佛教史上著名的天竺国竺法兰大师及康居国康僧会大师，犹对佛乐在华夏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，后世尊二人为南北梵呗祖师。宋大相国寺方丈赞宁《高僧传•续诵篇》言：“原夫经传震旦，夹译汉庭，北则竺法兰，始真声而宣剖;南惟康僧会，扬曲韵以讽诵”。道出中国梵呗之南北差异的形成，北以“雄直宣剖”而长，南以“哀婉扬曲”以取胜。二者尊定了佛乐在中国发展的基础。另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，自东汉佛教的传入，箜篌、琵琶、筚篥、都昙鼓、鸡罈鼓、铜钹、贝等乐器，及许多著名乐曲，如《摩诃兜勒》等，以及鼓吹、饶歌、苏袛婆琵琶七调音乐理论，也相续从佛教国家传入我国，对我国音乐及音乐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。公元802年，古印度骠国王太子舒难陀，亲率乐队32人及舞蹈团来华访问，并赠送乐器十种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佛教音乐的发展。
而基于寺院崇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，伴随佛教的弘传而发展起来的佛乐，也自然与大相国寺的文化建设有着不解之缘。自寺院创建之始便有乐僧越仁大师、虚真大师在寺院演奏佛乐的记载。至唐天宝年间，大相国寺已出现完整的乐队，并于高僧在法华经开讲之前，敬献佛乐谢佛恩以吸引听众。到唐大历年间，寺院将向佛献乐定为制度，开坛讲经必由乐队献乐，以表庄严和虔敬。这一传统的形成也使得寺院开始注意对佛乐曲目的整理和收藏，这无论对寺院佛乐的弘传和建设，都有着重大意义。时至今日，单从佛乐曲目的传承来说，由于大相国寺至今仍保存着大量较完整的古乐谱，研究中原佛乐和古代音乐的学者，都必须把大相国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。这在客观上，便使寺院在传统音乐方面秉赋一种广泛的代表性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源于寺院对文化传承较好继承的优良传统，大相国寺佛乐，已成为整个中原传统音乐的典型代表。(孟坤峰 杨晓佳)
